我们希望模仿加州理工学院的规模、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建立一所纯科研型大学。

在施一公的倡导下，杨振宁、钱颖一、潘建伟等学术顶级人物相继加入，成为西湖大学的创始人。

“独立的人格和气质尤为重要。不要刻意磨平学生的棱角，而是鼓励他们充分发挥个体的优势。”这是施一公的教育理念。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乍一看很有道理，因此被很多人奉为金科玉律。但我们退一步想一想：在比赛中，起跑的那一刻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成败的，还是能否率先冲过终点线。即使是百米赛跑，起跑领先的选手，也常常在中跑和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

1998年初，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实验室，从世界各地招募博士后，第一位博士后就是比他大一岁的柴继杰。

柴继杰“高考成绩一般，1983年考入大连轻工业学院造纸专业，毕业后到东北一家造纸厂当技术员，但他不甘心，利用业余时间在工厂干活，考上了协和医学院博士班，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一步步向上爬。”

柴吉杰的简历在70多名申请者中排在后半部分，但施一公看重的却是他从造纸厂技术员到生物物理所博士后的不平凡奋斗史。

“其实人生不是马拉松，因为它不是赛跑，而是时时刻刻的体验。与其说‘别输在起跑线上’，不如想想自己期望的终点在哪里，自己想走的路是怎样的。”

这是施一公这位大时代学者，对学生突破自我的鼓励。

2023年4月，施一公第一部作品《自我突破》出版，这本书汇集了施一公的50多篇文章，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现实理想主义者的自我突破，一个当代中国科学家的人生观。

从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顶尖科学家的心路历程：

我十几岁的时候，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家对未来的规划。

我上大学的时候，赶上了80年代的商业热潮和出国留学热潮。

出国之后，我也体验到了在中餐馆打工的艰辛。

…

这些经历，不仅是施一公的人生历程，更是一代科学家的缩影。

书中还详细记录了施一公这些决定背后的心路历程，他如何在反思应试教育后决定不再重复常规的科研项目，如何面对高风险项目多年未有进展的困境，如何在争议中选择回国建设国家，以及他为何离开清华……

曾在一次聚会上被施一公开玩笑地劝说给西湖大学捐款的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曾这样评价施一公：

“道法自然，顺时而动。我认识易公已久，他的经历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创新探索’的生动注脚。相信这本书的心路历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点亮心中的灯塔，不断突破自我，在成长的路上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以下是施一公亲自为本书撰写的前言，由《聪明的投资者》分享，看一个现实理想主义者的自我突破。

我天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从小就这样。

虽然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将来能做什么，但对未来总是充满想象。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读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听说诺贝尔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知道这个奖很厉害，中国人能得的很少。

1979年，我参加小学毕业考试，数学、语文、常识三科总分280分，名列驻马店市第一名，在懵懂的年纪，我憧憬着未来……

初中也是一样，我就读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初中部，因为生性贪玩，所以前两年的学习成绩勉强排在班级前十名。

直到初三的一次早读课上，我和同桌交头接耳，被班主任狠狠打了一巴掌，当众训斥了一顿。我羞愧难当，才开始认真听课。没想到学习态度的转变，让我的成绩迅速提高，学期末，我甚至在年级里排名第一。

青春期满溢的自信，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知识的渴望，也点燃了我对朦胧理想的期盼……

到了高中更是如此，我以初生牛犊般的干劲，在奋斗中一步步前进，1984年秋，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我荣获河南省第一名。

高中毕业的时候，同学党建给我留言说：“我希望可以成为未来诺贝尔奖得主的儿时同学。”这句话让我兴奋了三天！

说实话，我并不是为诺奖而学习，也没有为此付出过努力，而是同学们的信任与期盼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与信心，“生来就是有用的”这个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骨子里，我的理想似乎就在路上……

大学是我释放理想主义情怀的天堂，在这个活力最旺盛的年纪，我觉得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干劲，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远大志向。但大三刚开始没多久，父亲就因车祸去世了，我从小支撑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崩塌了，可想而知这对我的打击有多大。

突然间，我第一次切身的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善与恶、善良与邪恶，也在痛苦与煎熬中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艰难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目标只要拼尽全力就能实现，这对于向来竞争意识很强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原来天马行空、狂野的理想主义受挫了，我渐渐意识到理想主义者是需要经过现实的磨练，在严酷的现实中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并为之不断奋斗，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不管风吹雨打，我都不会丧失雄心壮志！

1990年4月，我远渡重洋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到巴尔的摩后的头两年，我在当地一家中餐馆打拼，这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交汇，我在整个博士学习期间一直处于迷茫状态：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从事学术工作？我确定要继续在生物物理学领域工作吗？

那时电子邮件刚刚兴起，我考虑转专业学计算机。面对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广阔前景，我萌生了创办贸易公司的念头。1995年4月博士毕业后，出于好奇，我甚至远赴华盛顿郊区面试驻华首席代表一职，并收到了录用通知……

几经周折，1995年10月，我终于下定决心，正式攻读博士后，走上学术道路！

1996年至1997年，我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担任博士后两年，向着自己既定的科研目标努力奋斗。

1997年4月，我意外地成功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聘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对自己在申请和面试过程中的表现非常满意。

这很令人惊讶，因为当时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可能在美国学术界找到工作：1993年和1995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两次公开站出来强烈批评一些人对中国的诽谤，维护祖国的利益，两次受到调查，我一度以为自己上了美国政府部门的黑名单。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十年里，我的学术生涯一路顺风顺水，2001年我成为分子生物学系成立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2007年又晋升为终身教授。

作为探索和引领人类基础研究前沿的科学家，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蒸蒸日上的学术地位、优厚的物质待遇、美满的家庭生活……在几乎所有不认识我的旁观者眼中，我完美地实现了“美国梦”。

但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失落感：在美国学习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想念我的父亲。我总是想起小时候他和邻居们一起做的点点滴滴，他的教诲也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也想念家乡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对我寄予厚望的长辈和老乡。

每次回国，看到祖国、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我都感慨万千……回到祖国、为国家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做贡献的种子，早已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2008年，伴随着北京奥运会如梦如幻的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毕业后近二十年的海外经历，仿佛完全是为了回国后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那段激情岁月里，我将科研重心转向极具挑战性的生物大分子机器和膜蛋白结构解析，与同事们一起规划校园大生命科学学科格局，打造科研服务平台，全力引进海外人才，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培养拔尖创新型学生。

在校外，他为国家科技教育改革建言献策，起草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案，与北京大学联合成立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成立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技术创新中心并升格为北京高技术结构生物学创新中心，倡导大幅提高博士生待遇……

每天都是16个小时以上工作的浪漫日……总有一天，会乘风破浪，扬帆起航，穿越浩瀚大海。

此后，受清华成功实践的启发，我非常希望把生命科学大学科建设的经验在崭新的平台上推广，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区和试验田，为国家科技创新和顶尖人才培养走出一条新路。

于是从2015年起，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落户杭州，共同创办了一所规模虽小但非常优秀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

2018年2月14日，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西湖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成立！

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西湖大学肩负着几代人的期盼，正式扬帆起航！

西湖大学，一个从2011年开始酝酿的梦想，已逐渐从蓝图变成现实，始终没有偏离初衷。

让我们展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世界上最原创、最重大的理论突破，都将出自西湖大学；最关键、最影响人类未来的核心技术，都将出自西湖大学；最优秀的蓝色星球科学探索者，将齐聚西湖大学，共同谋划人类文明的未来，共商如何应对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

过去几年，我经常往返于杭州和北京之间，除了学校管理和募捐之外，还做科研、指导学生，为推动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支持年轻人才成长尽心尽力，参与和见证了以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计划为代表的多项资助项目的实施……

这期间，我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同时收获了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惊喜、兴奋和无比的满足感！

理想是宇宙间最美丽、最珍贵、最闪耀的存在，是让生命实现价值、获得慰藉、永远给予无限动力的追求。

宇宙存在了138亿年，人类文明才5000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最多才一百年，但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宇宙中的星辰，经过了数千亿摄氏度的高温和数万亿个大气压的淬炼。施一公：一个现实理想主义者的自我突破

如果原子会说话，它一定会告诉我它那无比神奇的旅程。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不觉老年将至。对于在宇宙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我来说，唯有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才能最大程度、最极致地感受到生命的精彩，才能对得起构成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原子，才能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借此书，我想向我们的理想致敬，让我们义无反顾地朝着理想前行！

—— / 聪明投资家/——